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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杂院-岁月痕迹

栏目:情感故事 作者:xiaocao 时间:2013-08-23 点击:

 从80年代开始,中国的城市陆续进行旧城区改造,一批批居民搬进了社区化的新楼,一个个大杂院随之消失。
    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奋斗目标喊了几十年,它终于实现了。人们应该满足,可并没有满足,因为楼房隔绝情感的能力太强了,家家都关着门过日子,完全没有了邻里之情,人们又开始怀念大杂院。可要让大家重回以前的环境,又没有人愿意。人,就是这么纠结的动物。
    我本来也把以前在保定住过的那个小院儿,叫做大杂院儿。可有人给大杂院儿定了标准,说是院儿要足够大,人要足够杂。而我住的那个院儿,仅有6间10平米以上的房子,4间6平米以下的小屋,院子也只有40多平米,实在不够“大”的标准。但住的户数还不少,最多时7户,最少时3家,各行各业都有,应该符合“杂”的标准。所以我就叫他小杂院了。
    我们家是最先搬入小杂院的,之后继续搬入了王大娘家,喜子家,小儿家,心宅家,谢叔叔(后来是谢姑姑),刘姓母女三口。小儿家搬走后又搬入田叔叔家。最多时达到20多口人。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院儿里活动,能不杂乱吗?
    当然,户多人多也有它的好处,比如一些日用品就不用都买,可以串换着使用。我们家开始就用王大娘家的水桶和扁担挑水。
    我们家搬来时没有买水桶,是因为有送水的。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中年男人,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,在胡同里喊:“谁要水!”有人要水,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,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,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用户的水缸中。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,有时给他钱,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。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得了。
    后来父亲嫌送上门的水贵,就到水铺去买水。出了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,就有一处水铺。那是一处临街的铺面,房子旧而高,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,晚间上木板。房子里铺了高于胡同地面的地砖,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。有人来买水,老板会亲自为你服务,把水桶打满。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,你得自己挑回去。
    记得进城之前就听大人们念叨过,城里花销大,可没想到吃水还要钱。村里的水井就随便打,没人站在边上跟你要小钱儿。
    大概在1956年,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。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,自己流出来的水可以随便接。水费很便宜,每人每月不过几分钱。胡同有了自来水,父亲挑水也就近多了。
我们家不仅用王大娘家的水桶挑水,还用他们家的大铁盆洗衣服。他儿子全哥找人用雪花板打了一个特号大盆,床单被面都能洗,我们家洗大件时就借他们的大铁盆。
    城里做饭也不用农村的土灶,而是用煤球炉。那炉子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,里边还要搪泥。和泥时要掺头发,全哥、全嫂,喜子的父母,都在理发馆工作,他们拿回的碎头发院里的人随便用。
    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。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(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),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,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。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,拔上十几分钟。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,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。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,也就没人抗议。这活儿看似简单,其实挺要劲儿,生手经常是费了刨花和木柴,也没把火生着。
    小杂院的刨花也都串换着用,自家没有了,到邻居家抓一把就是。
    木柴和刨花也是要买的,好在离我们胡同不远就有家“大兴木厂”,买起来很方便。可这家木厂公私合营后不久就着了一次大火,当时我亲眼目睹。记得有人喊“大兴木场着火了”,我就跑出胡同来看,只见木厂上空升腾翻滚着大片浓烟,由于隔着不少民房,我没有看到明火。消防车尖叫着开进木厂所在的枣儿胡同,还有许多穿着花马甲的人也冲进胡同去救火。人们说那是水社的成员。后来得知水社是一种民间的消防组织。但不知为什么,从那儿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水社的人活动。可能是消防职业化以后,这样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。
    由于扑救及时,火灾没有火烧连营,但这样的厂子建在密集的居民区,本身就是安全隐患,所以火灾过后“大兴木厂”就关张了。这下再买木柴和刨花就很麻烦,要跑很远。再后来实行了票证,没票去哪儿也买不到。而且煤店只不定期地供应木柴,不供应刨花,木柴、刨花都成了宝贝。不过小杂院的传统没有改变,自家没有刨花仍可到邻居家抓一把。
   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,连米面和油盐酱醋人们也都串换着用。临到做饭时,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,没关系,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,一般米面得记住还,油盐酱醋就两可了。后来食品供应全部凭票证,家家不够吃,人们就主动克制,尽量不去借了。
    杂院的做饭也算是一景,尤其是天热的时候,家家都在院里做饭,做点儿好吃的,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。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,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,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。
    吃饭就更有意思了,家家都在院里吃饭,一家围一个小饭桌,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,谁家吃什么那是一目了然。
    那时,各家的伙食没有太大差距,从1955年秋天实行购粮证后,粮油都定量供应,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,所以吃的主食也就差不多。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,王大娘家、喜子家吃得更好一点儿。之所以有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别的家挣的都是死工资,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,发计件工资,所以干活的积极性高,收入就比别人多一些。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,他们两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好体现了。
    但有钱总还是有地方花的,王大娘家就最先买了电子管的收音机。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相声,什么侯宝林、郭启儒啦,马季、于世猷啦,刘宝瑞啦,一大帮出名相声演员轮流登场。我是一听有相声就往王大娘家跑。杂院的各家都是相互开放的,只要不睡觉就都开着门,串门是抬腿就进,没有敲门这一说。小孩就更自由,不管人家嫌不嫌麻烦,想去哪家去哪家。
    后来,又是王大娘家先买了黑白电视,那时候我都有了孩子,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光荣传统,也总往王大娘家跑,去他们家看动画片,好像最喜欢看的是《铁臂阿童木》。
    杂院的大人们对孩子都是宽容的,虽然孩子们都调皮捣蛋,经常添乱,但没人计较。一旦孩子的家长有事出门,又不方便带着孩子,邻居就会帮着照看。我小的时候王大娘照顾过我,小儿的妈妈也照顾过我。我有孩子后,全嫂又经常帮我照看。
    相互帮忙,好像就是杂院邻居天经地义的责任,提出请求要帮,不提请求也会主动帮。
    父亲在商店工作,在物资紧缺的票证时代这可算是个好工作。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:听诊器、方向盘、劳资干部、售货员。父亲为邻居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帮着买紧俏的日用品,什么布匹针织品啦,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,父亲也因此深受欢迎。田婶在罐头厂工作,她就经常帮大伙儿买便宜水果。另外,还帮助大伙儿买做罐头时剩下的下脚料碎肉,那时视肉如宝,也算是帮人的大忙。
    当然最重要的帮忙莫过于找工作、调工作之类。我爱人从兵团病退后,就是全哥帮助给找的招工表。我弟弟调动工作是王大娘的另一个儿子安哥帮忙安排的。安哥还主动帮忙,推荐田叔的儿子当了警察。虽然田叔说儿子当警察会不学好,但田婶和院里邻居都觉得是大好事。事实证明安哥的忙帮对了,田叔的儿子因此改变命运,起码没有进入下岗那一拔儿,他也没有不学好。虽然这种帮忙,帮的都是大忙,但也不用请客,不用送礼,上门说声“谢谢”就够了。现在听说,请人帮忙找个合同制的工作都要花七八万元,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
    当然,杂院生活也不是没有矛盾,邻居间为一些小事也可能闹意见。比如,有人偷偷往院里的渗水井里倒垃圾,就造成院里人互相猜疑。这口井原是房东家的吃水井,后来不出水了就改为渗水井,用于渗排脏水(以现在的眼光看,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,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)。可我们这些租房户入住后,总有人偷偷往里边倒垃圾,最后垃圾堆到地面,渗水井报废,人们只好到院子外边的地沟去倒脏水。不倒垃圾的人就很有意见。
    后来,我们院的人在院里装了自来水,修了下水道,用水就方便多了,刷碗时都能冲着自来水。人们把盆啊碗啊就直接放在池子里,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干净。可后来我发现,有人趁着早上院里没人往水池子里倒尿盆。再后来我又发现还有人在里边倒大便(这些都应该倒到院外地沟里),我就再也不在水池子边上刷碗洗菜了。院里的人也曾因此互相猜疑过。
    另外,院里的人还为用电闹过意见。我们全院共用一个电表,各家按灯泡总瓦数分摊电费,但有的家换了大灯泡不多报瓦数,别人就有意见。再如有人临时使用一些小电器,分摊电费时又不多交,别人也会不满。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无线电,焊接时用到电烙铁,母亲就提醒我要少用,因为她听到了反映。再如,院里有人养热带鱼,冬天时要用电加热,这个很费电,曾使全院电费增长10倍。收电费的来了,院里人都拒交,说电表出了问题,其实大伙心里明白,是鱼缸里那个电热棒闹的。后来电业局的技术人员检测了电表,说没有问题,院里人只好分摊了这大额电费。但无疑人们有了一肚子的意见。
    杂院的另一个矛盾点就是地盘。住房那么紧张,谁们家都没有专用厨房,都得把炉子放在门口,北屋门前有大廊檐,下雨不怕,别的家就得想办法了,比如我们家就搭了个小棚。此后,我从言谈话语中也能听出别人的不满,只是没有人明说罢了。可全哥家和田叔家却因为盖煤池子打了一架。
    全哥的煤池子原来在北屋后边的夹道里,后来房子翻修拆掉了夹道,煤池子就没地放了,于是他把煤池子垒在了他们家另一间屋子的窗前。这间屋子位于院子的东南,而院子大门就在院子东边的中部,这也就影响了住在南屋的田叔家的人的出入。他当警察的儿子很不满意,就把煤池子给踹倒了。这下全哥家不干了,要求他给重新垒好。两家各不相让,闹得很不愉快。最后,全哥的儿子重新把煤池子垒好,警察没有再踹,算是了事。
    这之前两家就有一点儿芥蒂。全哥爱喝酒,经常做东请客。一般情况是请社会上的朋友,有时也请院里的邻居。他弄了好酒,就整几个菜,招呼我父亲和田叔去品尝。那时候他们说到的好酒有西凤、杜康,但常喝的是物美价廉的双沟大曲、洋河大曲。我父亲也爱喝酒,但非常注意节制,基本上没有喝醉过。田叔也爱喝酒,却从不注意控制,是一喝就多,多了就耍酒疯。
    田叔耍酒疯多是在自己家里折腾,偶尔闹到院里哄哄劝劝也就安生了。可这次是喝得太高了,连喊带叫,闹起来没完没了,谁劝也不行。全哥想把他推回屋去,他还跟全哥翻了脸,又骂又打。全哥生了气,找了根绳子把他捆上,他才安生了。
    可田婶对此很有看法,你拉他去喝酒,把他灌醉了,还给他捆上,这是什么事?警察知道了也感觉很没面子,说全哥欺负人。此事最后不了了之,但两家因此有了芥蒂,所以才会因为煤池子打架。
    院里打架后果最严重的一次,是有人因此搬了家。我们对门那间6平米的东房住着三口人,是一位刘姓母亲带着俩女孩。不知为什么俩女孩与另一家的女孩心宅打起架,进而刘姓母亲又与心宅妈打起架。先是对骂,后是对打,最后是心宅妈拿起大葱抽打这位刘姓母亲,这位刘姓母亲败了阵,就抽起风。事后邻居们多次劝解无果,最终母女三人搬了家。
    不过,院里邻居间的矛盾,基本上都能被时间化解,磕磕绊绊地过后,还会恢复正常交往。

        1993年,小杂院在旧城区改造中被拆除,院里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邻居只好分手。往日的不愉快早已成过眼云烟,沉积在心里的只有那些温馨的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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